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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饕餮紋雙羊尊 高43.2厘米 英國大英博物館

西周早期 夔神雙雞鼓 高82厘米 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

周 饕餮紋壺（對） 高48.3厘米 英國大英博物館

　　中國古代青銅藝術是中國燦爛的文化遺產，對中華民族藝術的發(fā)展產生過深遠影響。皿方罍回歸，引發(fā)了公眾對青銅器的關注和疑惑：中國青銅器為何由外國市場定價？中國拍賣行業(yè)協(xié)會藝術品專業(yè)委員會副主任劉幼錚先生有自己的見解。劉幼錚是青銅器專家，也從事過文物經營。
　　從金石到考古學
　　“探求夏、商、周三代歷史，必然依靠甲骨和青銅器。”劉幼錚介紹。歷代學者很重視金石，在鑒定、考釋等方面多有建樹，以證經補史，并發(fā)展出了古代考古學——金石學。
　　“金石學濫觴于戰(zhàn)漢，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演進，兩宋臻于極盛。”劉幼錚說，“宋代金石研究是中國金石研究的第一個高峰。”當代金石目錄學家容媛《金石書目錄》載，宋代金石學者22人，著作30種；清代學者李遇孫《金石學錄》收錄61人，楊殿珣《宋代金石佚書目》列出只知書名的佚書達89種。這些著作，有著錄、摹寫、考釋和評述四種。歐陽修編著的《集古錄》、呂大臨編著的《考古圖》、王黼等奉敕編撰的《宣和博古圖》、趙明誠和李清照夫婦的《金石錄》、薛尚功的《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、趙希鵠的《洞天清祿集》等著作，奠定了金石學的基礎。
　　元明時期金石研究衰弱，清代復起為一代顯學。若說宋代金石研究有開創(chuàng)之功，清代則有集大成之果，與宋代雙峰并立。特別是乾隆以后，考據(jù)學(樸學)迅速發(fā)展，金石學步入鼎盛期，容媛《金石書目錄》收錄現(xiàn)存金石書自宋至清乾隆前的700余年間67種，而乾隆后的著作906種。清代學者精于鑒別，考證嚴謹，研究范圍廣泛，收藏資料豐富，考釋水平大為提高。金石著作也創(chuàng)造了分代、通纂、概論、述史、書目等形式。吳式芬《捃古錄》、孫星衍《京畿金石考》、王昶《金石萃編》及清乾隆帝敕撰的“西清四鑒”(梁詩正等編纂的《西清古鑒》、王杰等編纂的《西清續(xù)鑒甲編》《西清續(xù)鑒乙編》及《寧壽鑒古》)是金石學的經典之作。道光年間，江蘇鎮(zhèn)江焦山寺僧達受(字六舟)創(chuàng)青銅器全形拓，將青銅器全形拓與繪畫藝術結合的藝術形式一度盛行。在照相技術發(fā)明和引入中國前，全形拓技術助推了青銅器研究和傳播。
　　清末及民國時期，考據(jù)學進一步發(fā)展，現(xiàn)代考古學也引入了中國，青銅器研究熱持續(xù)，王國維、于省吾、唐蘭等是知名青銅器研究學者。王國維《觀堂集林》、孫詒讓《古籀拾遺》《古籀余論》《名原》、羅振玉《殷墟書契》《殷墟書契菁華》《三代吉金文存》等均是重要著作。“郭沫若利用考古學的譜系學和類型學方法進行研究，編著的《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》《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》開辟了青銅器分期與斷代的新領域，奠定中國夏商周考古學的基礎。容庚的《金文編》《商周彝器通考》對青銅器科學分類，并進行系統(tǒng)的理論闡釋。”劉幼錚說。
　　新中國成立后，在蘇秉琦、夏鼐等學者努力建構了中國考古學。伴隨大規(guī)模的基本建設，考古新發(fā)現(xiàn)不斷面世，促進了青銅器研究，尤其是確認二里頭文化即夏文化。鄒衡、俞偉超、林沄是這一時期的重要青銅器研究者。通過對青銅器的研究，豐富了人們對當時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和軍事的認知。
　　海外也不乏中國青銅器研究大家，如樋口隆康、林巳奈夫是日本著名青銅器專家，林巳奈夫利用現(xiàn)代考古學的類型學理論，分析銅器、玉器，與甲骨、金文及中國古代文獻相互參證，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成果。
　　研究的短板
　　金石字畫，青銅器在傳統(tǒng)收藏序列中居首。
　　美國考古學家張光直說：“青銅器是權力的象征”。由于國人崇尚權力，青銅器被視為“國之重器”。劉幼錚解釋：“皿方罍即是典型的例證。它身上散發(fā)出一種威嚴和權力的光環(huán)。同時，青銅器體現(xiàn)某一國家、諸侯國或民族文化的特質。皿方罍為商朝晚期安陽一帶鑄造，造型表現(xiàn)出與周族青銅器不一樣的文化元素和圖騰崇拜，包涵了皿族自己的文化歸屬，彰顯出獨特的國家、宗族文化的符號。”歷史上的青銅器研究，也一直存在權力化和神秘化的現(xiàn)象。
　　回顧青銅器研究歷史，我們發(fā)現(xiàn)，國人對青銅器的認知有所缺失，近年似陷入“瓶頸”，主要表現(xiàn)在缺乏新觀點和學術引領者。
　　在劉幼錚看來，“輯錄、考證、源流及分期、斷代和考釋是必要的。遺憾的是，工藝和藝術及禮儀鮮有涉及，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。工藝反映的是生產力水準，藝術、禮儀則折射了審美和價值取向，是人的精神世界。”
　　之所以如此，除文化底蘊和人才問題外，還有體制因素。博物館、考古所的管理體制，使考古資料難以實現(xiàn)共享。另外，中國博物館管理模式承自蘇聯(lián)，征集、保管、陳列橫向切割，各司其職，不利于研究。32年前，劉幼錚任職天津歷史博物館時，曾想嘗試改為縱向的英國模式，惜因故未果。
　　定價權的背后是文化
　　這兩年，青銅器市場有了歷史性變化，即中國人成為主導力量。然而，中國青銅器的定價權和話語權依舊在國外。
　　在劉幼錚看來，這是市場和鑒賞水平決定的。
　　“文化是評價一切收藏品的先決條件，任何商業(yè)行為也都要在文化價值的基礎上運行，匹配得好才能成功”。青銅器向為皇室和貴族收藏群體的寵兒，民國時期才為民間收藏者關注。新中國成立后，受政策影響，青銅器流通受限，收藏群體基本停頓在民國時期的基礎上。“隨著老一代藏家的故去，新一代藏家沒有及時跟進，造成了歷史性的空白期。當然，說到底是文化準備不足。”
　　20世紀初(或更早些)至上世紀中葉，西方興起中國青銅器研究和收藏熱，以英國為首的收藏群體在全世界搜羅，中國青銅器大量流失海外，成為倫敦、巴黎、紐約等藝術品交易中心的重要交易對象。至今，日本的坂本五郎、比利時的吉塞爾、英國的埃斯卡納齊等都國際市場有影響力的中國青銅器經銷商，經常舉辦相關展覽和出版著作，提升其經手的青銅器價值。2012年7月，原倫敦大學亞非研究中心主任汪濤博士空降國際拍賣巨頭蘇富比，擔任高級副總裁兼中國工藝部主管，他策劃多場傳世商周青銅器拍賣，并提供了專業(yè)資料和研究結論，推動了國際青銅器市場升溫。
　　中國自古“士農工商”“農本商末”，文人恥談市場。在市場經濟的今天，市場仍未得到足夠的重視，“文物市場尤其如此。”這導致了兩個極端：學術研究成果的束之高閣，交易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輕視文化價值。“媒體和公眾都關注皿方罍的交易價格，而無人關注和探究其文化內含。”
　　馬克思說過：“如果有10%的利潤，資本就會保證到處被使用；有20%的利潤，資本就能活躍起來；有50%的利潤，資本就會鋌而走險；為了100%的利潤，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；有300%以上的利潤，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，甚至去冒絞首的危險”而某種程度上，市場功能的缺失，扭曲了文物交易價格，形成了海內外價格的剪刀差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是盜墓猖獗之時。犯罪團伙通過盜掘、運輸、銷售的國際化運作，使得大量珍貴青銅器流失海外，學術損失無可彌補。1994年初的“侯百萬”“郭千萬”案，揭露了危害山西侯馬地區(qū)十年之久的侯林山和郭秉霖兩大文物犯罪集團大肆盜掘晉侯墓地。2008年初的杜敏“青銅帝國”案也為害十年，嚴重破壞了安徽壽縣古倉陵城遺址、山東小邾國國君顏友墓葬和河南鄴縣許令公墓等古文化遺址。
　　鑒賞水平不僅僅是學術研究水平的體現(xiàn)。“外國的中國青銅器研究水平并不高于中國，甚至低于中國。但外國的美學教育普及率和水平高，且收藏有傳承。”
　　“文化藝術品的本質是文化，離開了‘文化’兩個字的流通、鑒賞、收藏都是盲目的。因青銅器研究和鑒賞能力的缺失，目前，中國青銅器收藏狀況并不樂觀，大量的仿制品、贗品充斥市場，危害了中華民族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傳播。這是一種社會現(xiàn)象。要解決這個問題，任重道遠。”